“世界工厂”东莞再定位

游牧人

      2012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将达人民币8万元。号称中国最富有地级城市之一的东莞，为自己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刚刚过去的2010年，该市人均GDP约为62000元上下。　　但东莞市副市长江凌说，人家认为东莞是最有钱的地级市，我们不会感到特别光荣，我们希望能够成为最具幸福感的城市。
　　在东莞基层乡镇工作多年的江凌，曾任该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现在也主管外经贸事务。与2010年初接受记者采访，回顾“最艰难的2009年”时的凝重相比，这一次的他明显松了一口气。
　　2010年1～11月份，东莞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28%，甚至略高于金融危机全面蔓延前夕的2008年同期水平，并由此拉动东莞经济实现恢复性增长。
　　不过，外界瞩目的东莞产业转型升级尝试，尚在一步步推进之中，这位46岁的官员和他的同僚们一样，仍然感受到肩上担子的沉重。
　　感谢金融危机
　　记者：作为珠三角加工贸易制造业的典型代表，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东莞市经济在2009年惊险地跌到了“V”字的底部，全年外贸负增长17%，GDP增长仅为5.3%，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增速罕见地低于两位数。从目前公布的预测数据来看，2010年东莞经济趋向平稳增长，你能不能对此做一个扼要的总结?
　　江凌：今年东莞市GDP增长预计会达到10%以上，不论是企业的经营状况，还是市民的消费意欲，都表明全市经济确实实现了恢复性增长。更重要是，我们不仅成功地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冲击，还利用危机带来的产业发展环境变化，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淘汰了部分产能落后的企业，一些成长性好、发展潜力大的企业乘势做强做大。
　　金融危机对东莞的影响是暂时的、阶段性的，但带来的积极因素更多一些、作用持续时间也更长一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东莞应该感谢这场危机，它使得东莞从政府到企业，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升级的迫切性上，更容易取得共识。
　　记者：能否具体谈一谈东莞在产业升级转型方面做了哪些努力，收到了什么效果?
　　江凌：从产业的角度看，像大朗镇的毛织业、厚街镇的制鞋业等传统行业升级步伐明显加快了。举个例子，大朗的毛织业过去只是单纯的加工制造，就是“织毛衣”，属于技术比较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赚的钱也很少，现在大朗将“织”和“造”生产环节，还有5万多名普通工人转移到了的粤西的信宜等县市，技术要求较高的核心制造环节，则大量使用数控织机(现有2万多台)，生产水平大幅提升，同时，产品的研发、设计、品质监管及市场营销等高附加值关键环节也留了下来。低端制造环节转出去后，大朗流动人口压力明显减轻了，毛织企业的产值和利润却得到提升，其产品在国内及世界毛织品市场上的竞争力也进一步增强了。
　　韩国三星电机也是受惠于东莞产业升级转型的突出例子。20年前，三星电机刚来东莞投资时，只有几百名工人，产品是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很低的喇叭和偏转线圈，后来，该公司把喇叭线圈等都外包出去了，逐步将其韩国本土的高技术产品生产线引进来，在东莞设立技术研发中心。目前，三星电机在东莞主要生产数字产品中的核心部件，生产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过去两年来，有299家外资企业在东莞新设立了研发中心和研发机构，有1753家非法人来料加工企业转为法人企业，相当于往年的5倍。
　　企业转型也包括市场销售渠道的变化。过去，东莞市的外商投资以外向型加工贸易企业为主，它们出口到欧美地区产品的销售额占销售总额的70%以上。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政府引导这些企业“向内转”。2010年1～11月，东莞市外资企业产品内销(在中国境内市场销售)的总额是人民币1883亿元，占全市外资企业产品销售总额的31%。现在，外资企业内销与外销欧美地区以及欧美以外地区的比例分别为3：4：3，这个相对合理的市场结构，大大降低了企业因人民币汇率变化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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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提到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概念很抽象，但如果你们到东莞各镇去走一走，到企业里去看一看，再看看东莞经济指标和内外贸数据的变化，就能够触摸到这个抽象概念真实的一面。 　　“有限政府”：政策 平台
　　记者：产业升级转型说起来好像很容易，但实际做起来却不是那么简单的，它涉及技术改造、资金投入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江凌：我们说产业升级转型，并不是只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要淘汰加工贸易等传统产业。相对来说，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条件比发展新兴产业要好，因为欧美国家基本上放弃了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控制，我们也具备技术和人才等优势。产业升级转型的主体是企业，根本动力在市场，政府不能去取代市场，更不能去取代企业，愿不愿意转、应该怎么转，那都是企业的事情。比如过去出厂价5元一双的鞋子，现在成本到了6元，继续下去工厂就要倒闭，如果他们提升技术，接到10元一双的订单，就算成本上升，企业也有利可图，可以继续生存。
　　我们政府部门在升级转型中要做两件事：一是制定产业政策及相关的公共配套政策，近几年我们推出了“1 26”产业政策体系，充分利用政府资源和公共资源，从技术提升、融资、市场拓展等多方面支持企业升级转型。
　　第二是建设面向企业升级转型的公共服务平台，比如行业技术平台、行业创新平台、区域特色产业服务平台等等，有些是采用政府资助的方式，让一些龙头企业或行业协会来做，也有些是政府直接出面去做。现在，东莞这类公共服务平台大大小小的有几十个。东莞大部分厂商都是中小企业，本身没有太多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资金等等，完全靠自己做技术研发和技术创新很困难，有了这些公共平台的帮助，企业的升级转型就能更顺利一些。
　　最近，我们相继建设大朗的毛织业、厚街的鞋业、虎门的服装业、长安的五金模具业等大型服务平台。当然，我们更需要国内主要的产业服务机构，还有高等院校、研究所等能到东莞来直接为我们的企业提供服务。这几年中科院、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等很多知名机构和院校，还有广东省内一些比较好的大学，都在松山湖高新科技园和东莞多个镇设立了工程研发分支机构。
　　转型主打“园区牌”
　　记者：据了解，现在来自中国台湾及日本、韩国的高科技企业落户松山湖高新科技园的意愿很踊跃，以松山湖为代表的东莞“园区经济”发展也很蓬勃，能不能谈一谈你们这方面的战略?
　　江凌：东莞大力发展“园区经济”，主要是基于两方面考虑：第一就是东莞过去采取松散的发展模式，“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产业发展的集中度不高，也带来整个城市的规划建设出现很多问题，土地资源越来越紧张，我们借鉴长三角地区“园区经济”的经验，希望通过园区开发，集中有限的土地资源，发挥更好的效益。第二就是我们希望通过不同功能的园区，为传统及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平台。现在除松山湖高新科技产业园外，还有位于东莞东部、占地31平方公里的生态产业园，以及虎门港区、长安新区、常平的物流园区等等，各有不同的功能和定位，彼此并不存在同质化竞争，总体上服务于东莞产业结构的调整。
　　比如松山湖园区担负两方面的重要角色，一个是为现有企业提供技术平台，提升东莞制造业研发设计水平。东莞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原来分散在各个村镇，招普通熟练工没问题，但要吸引高端人才，乡镇的环境就有一定困难，毕竟很多条件不能跟大城市相比。而松山湖园区能提供让这些高端人才愿意落户的优质环境，企业也能借此建设自己的技术平台、研发设计中心等。
　　另一方面，松山湖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日益完善的公共配套设施，有助于吸引高端产业投资东莞。尽管过去东莞传统加工制造业基础很好，但我们也必须在新兴产业上占有一席之地，否则很难跟上世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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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包括2010年11月获批的松山湖园区在内，广东省内现有8个国家级高科技产业园，但我们听说松山湖前后向国家申请了三次“升级”，是不是号称“世界工厂”的东莞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还存在软肋?
　　江凌：松山湖国家级高新科技园申请了三次才获批，主要是因为东莞大力发展园区的时间相对国内其他很多城市要晚一些，最容易申请的时候我们没有赶上，等到我们感到迫切需要时，国家已经严格控制了国家级园区的审批了。但即便如此，因为松山湖园区综合条件非常好，区内企业整体水平比较高，东莞全市的产业基础也足够雄厚，国家还是最终同意了松山湖园区的升级申请，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松山湖有足够的潜力。

　　记者：你们相信东莞众多产业园区之间不会产生同质化竞争，但现在珠三角、长三角乃至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产业园区，比如苏州的昆山等地在招商引资软硬件环境上大有超越东莞之势，你们担心东莞吸引新兴产业的竞争力不足吗?

　　江陵：争夺500强企业也好，发展新兴产业也好，从各地政府的努力来看是一种竞争，但对于企业的投资决策来说，政府再多努力、再提供多少优惠政策，他们最终的选择还是要看市场，看各地的实际发展空间。我们过去多年引进的，主要是靠低成本竞争的加工贸易企业，因此土地和人力成本优势、政府的优惠政策等，对吸引企业作用很大。但这一轮新的投资热潮，有战略眼光的投资者首先考虑的是市场布局。比如LED照明设备企业，是到华东还是到华南设厂，需要分析市场需求，如果华南地区没有同类照明企业，或者没有相关的芯片厂商，他们就一定要选择前来，至于在华南是投资这个城市还是另一个城市，那是下一步考虑的事了。

　　过去的传统产业企业，投资买一套设备就可以建厂，现在的新兴高技术产业投资不同，它要求有一个成熟的产业基础，需要足够的配套企业为其服务，不具备相应产业基础的城市要吸引新兴产业投资难度就较大。所以东莞跟华南其他城市之间，实际上不太会发生想象中激烈的招商引资冲突和竞争。

　　记者手记

　　东莞再定位

　　东莞，地处华南双城广州和深圳之间，而很多年以前，广九铁路上的要冲东莞樟木头镇，就成了香港人北上置业的第一站。

　　“制造立市”，是东莞的基本发展策略，制造业也是这个穗港深夹缝中的新锐城市最大的优势。

　　东莞市副市长江凌说，选择制造业，让东莞与珠三角三大重量级城市之间，更多呈现互补而非竞争关系：东莞制造业需要融资支持，可以借助香港和深圳的资本市场，广州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东莞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深圳则可以在产品营销和技术创新上，为东莞出谋划策。

　　诚然，广州、深圳服务业比重越来越大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制造业，但广州更专注于汽车、钢铁等重化工业，与东莞以日用消费品为主的轻型工业，并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竞争，而深圳孕育出来的一批高新技术和电子科技企业，产品更多面向国内市场，与东莞出口导向为主体的同类产业也不存在太多竞争。

　　珠江对岸的佛山，同样提倡“工业立市”，但其以顺德美的等为代表的家电产业为主流，与东莞的产业类型差别还是很明显的，而且前者还是主攻国内市场。

　　放眼长三角的苏州昆山等地，乍看似乎对珠三角的制造业领军城市东莞构成很大威胁，但是正如江凌所言，大型厂商的投资战略布局很大程度上化解了这一难题：长三角制造业基地主要面向华北和东北市场，那里不是珠三角企业的传统地盘，即使是同类厂商，主打的产品也有差异，如同是电脑组装，长三角主要生产笔记本电脑，东莞主要生产台式机。

　　实际上，东莞制造业转型升级是否顺利的最大变数来自这座城市本身。最近，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一个最新调查，预测珠三角2011年的“用工荒”还会持续，且缺少的更多会是技术性要求较高的工种。这对东莞的产业转型升级，可能是一个不利的信号。

　　江凌承认，东莞的制造企业转型升级后，技术工人的紧缺会越来越突出，作为华南区域内一个二线城市，与广州、深圳相比，东莞对中高层技术人才的吸引力显然还不强。要吸引和留住精英，东莞不仅需要更多松山湖高新科技园这样的优质平台，还需要在提升东莞城市环境和文化、城市生活品质方面多下工夫。

　　这里的政府和市民很有钱，但城市脏乱、治安欠佳、文化氛围淡薄等等，这是外界对东莞的固有印象。尽管这并不能反映如今东莞的真实面貌，但也向正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投入大量资源和精力，决心扭转“世界工厂”形象的当地政府，提出了一道迫切的课题：到底怎样才能更好地进行城市营销，让外界了解一个更真实的新东莞?